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历来重视地方志。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湖南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要查阅当地志书，了解当地历史情况和风土民情。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后，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认为修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强调修志要实事求是，并引证志书资料，教育干部凡事以大局为重。

　　1958年9月胡耀邦首次视察南阳，曾引用《南阳府志》记载知府顾嘉衡判断诸葛亮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的争论而写的一副对联。当时，南阳历史上有一个争论，就是诸葛亮究竟是隐居在襄阳，还是在南阳。当时有一个襄阳籍的翰林顾嘉衡在南阳做了知府，正碰上这场争论。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京都，皇帝把案子批到翰林院，翰林院又批给南阳知府。顾嘉衡觉得很难办。如果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的话，他的老家襄阳人就不满意；如果说是襄阳人，他这个知府就很难做。于是，他想了一个方法，用写对联的方式来表达。这幅对联是：心在朝廷原勿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就是说不要争论了。胡耀邦应邀给南阳地直干部作报告时，联系当时干部的思想实际，又撰一新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胜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说明凡事要以大局为重。

　　1959年暮春，胡耀邦要到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他决定会前先去苏州进行调查研究，向当地负责同志询问本市本县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物产矿产和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情况。他一到苏州就借来《苏州府志》，在夜里阅读。1962年11月5日上午，带职下放来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陪同，乘车由茶陵来到酃县，下午听取了县委书记郭步书的汇报，并商谈了一些工作后，即向郭步书要《酃县志》看。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就要看这个地方的志书。他接过八本《酃县志》就看起来了，直到晚上12点多钟，硬是把它看完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对郭步书说：你们的县志还是同治十二年修的，间隔时间太长了，太平盛世好修志，我们要把这个缺陷补上去。接着说：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神农氏葬在你们这里，这是酃县的光荣和骄傲呀！稍停片刻问道：现在炎帝陵怎样了？当听郭步书汇报说1955年春节，因香客不慎失火，将大殿、行礼亭和碑房烧毁了，胡耀邦就专程来到炎帝陵，他看到的尽是残垣断壁和瓦砾碎片，紧锁眉头说：太可惜！走到古冢前看到还有许多香火和祭祀的人，他说：陵殿虽毁，人们没有忘记先帝，还在怀念他，朝拜他。前人对中华民族始祖有这份感情，有这份能力建造这样规模宏伟的殿宇，我们也应当有这份感情和能力重修炎帝陵，只是时间问题。24年后，即1986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闻讯炎帝陵已经重修时，欣然命笔为炎帝陵题写了炎帝神农之墓六个大字，镌刻在一块高3.2米、宽1米的汉白玉石碑上，立于重修的墓亭中央。

　　中共中央于1964年11月16日任命胡耀邦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并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2月16日晚，他到汉中地委调查研究，17日整天开生产建设的座谈会。谈完工作后，同当地干部谈当地风景和风俗。胡耀邦问到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样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凿路的传说。胡耀邦又讲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胡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胡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胡耀邦接着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他说：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你们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

　　1979年7月9日，胡耀邦在中共山西临汾市委组织部李百玉关于《〈县志〉应当续订重修》的报告稿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1983年，他在四川视察时，问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大家都在搞地方志，重庆在搞没有？搞重庆地方志的时候，要实事求是。这里是蒋介石的陪都，对国民党也好，对民主人士也好，哪怕是对蒋介石，有些事情也要实事求是，他有办了好事的地方，蒋介石办的也不都是坏的。2001年12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讲话中再次重提胡耀邦的这个指示，李铁映同志讲：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耀邦同志在重庆也曾提到志书问题。他说，重庆史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包括国民党当时在重庆陪都时的情况。所以，志书的价值在于它真实的存史，具有写真意义。

　　1984年7月30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写信给胡耀邦，汇报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求中央加强对全国修志工作的领导。耀邦对此十分重视，并在要求中央加强对地方志工作领导的后面批了：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1987年9月，胡耀邦还为修志题词：盛世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