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历代都非常注重编修地方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很重视修志工作，然而，你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哪一位？
提起地方志，很多人都会说地方志书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我国古代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那么，你知道是谁第一个提出地方志是“百科全书”这个概念的吗？
也许你是猜不到的，因为这个人当今在方志界的影响并不大，或者说很多人已经淡忘了他的名字。可是，如果倒退四五十年，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喜欢研究历史和方志的人们，对他的名字更不会陌生。
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司法界的一面旗帜，前国家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
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后裔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45年6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59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1968年10月至1972年2月任国家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1973年8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谱名）贤琮，是西汉大儒、哲学家董仲舒的后裔，其家族有着历代不断地编修家谱的传统。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乳名董楚青）撰写的《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董必武老家保存着一套老家谱，“文化大革命”期间差点被当做“四旧”烧掉，幸亏董必武的侄子（幼时过继给董必武做儿子）私自藏了下来，董良翚1975年初春回红安探亲时见到了这本家谱。这本家谱长约一尺半、宽约六寸，竖排本，木刻版印刷。家谱有好几篇序言，其中有董必武用文言文写的一篇序，据董良翚回忆，这是他所见到过的董必武写过的唯一一篇文言文。——据河南电视台《知根知底》栏目介绍，这份董氏家谱（亦称《董氏家志》）后被收藏在江西乐安流坑村的董事大宗祠，正是这本家谱提供的历史记录，证实了以董必武为杰出代表的湖北红安董氏一支，与江西流坑村的董氏同出一族，均系董仲舒的后裔。
人们常说“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家有家谱”，方志、家谱属于记述地情资料和家族社会资料的同类文化产品。或许就是董氏历来重视修家谱的缘故吧，董必武从小就表现了对方志与史学的偏爱。
“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
1956年7月和1960年5月毛泽东两次到湖北考察期间，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同志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数十天，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0年5月，梅白兼任荆门县县委书记。10月，毛主席再次来到湖北，梅白在武昌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梅白怎么当好这个县委书记？当他了解到梅白没有多少做县级领导的工作经验后，就对他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梅白找到两本清代的《荆门县志》，首先送给毛主席阅读。毛主席读了《荆门县志》后约见梅白，并对梅白说：“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
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批评了不重修志重修衙的不良官风，强调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正是在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倡导下，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国后第一次修志高潮，至50年代末，全国已有530多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250个县完成了志书初稿。
“地方志要修成百科全书”
1959年夏初，董必武来到湖北，受到梅白和时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热情接待。事前，张体学就对梅白说，董老要同他谈修志的事情，让他做好思想准备。两人去见董必武那天，张体学给董必武带去一小罐红安特产绿豆丸子。董老边吃边说：“去年你们给我送的绿豆丸子，我给主席、少奇同志和总理尝了，他们都说好。主席问我这丸子如何做？我详细讲了我小时在家里亲眼见过，也亲手帮办过的情况，主席说，应当把这些写在志书上，可惜旧志书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之后，董老对梅白说：“梅白，你将来要帮黄冈地委修个地方志！各县要修县志。”
“我考虑要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
“一是要有方言志、风俗志和食品志，如红安的绿豆丸子，黄州的豆腐，麻城的肉糕，蕲春的油姜，浠水的鱼面，广济的酥糖，黄梅的蓑衣丸子、乌鱼片，罗田的板栗等等。”
“一是要写新的人物志、艺文志、科技志等。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时愈久，则愈有价值。要修好一个地方志，要舍得工夫，舍得本钱，要有专人负责，一抓到底。要调动各个部门、各种人才的积极性。”（注：以上为梅白记录的董老论修志的谈话要点。）
董老提出的“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的提法，后来成为方志界论述方志性质的共识。1981年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上，著名方志学家董一博提出：“中国地方史、志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之一……被称为地方性的历史百科全书”。这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也郑重地写上了“方志是全面记载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和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的科学论述。随之，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的说法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方志界。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历史”
编史修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尽量多地占有资料，科学严谨地甄别筛选。对待不一致、有矛盾的资料应以“多闻阙疑（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对有疑问的地方暂时留着、不作定论，留待以后查考）”的方式加以处理。其实，早在五六十年前，董老就多次阐述过，编史修志应坚持这样的治学思想，现摘录几则以飨读者：
1957年1月，董必武在武昌东湖为《辛亥首义回忆录》写了一篇《读辛亥首义回忆录》的题词：“辛亥武昌首义，推翻满清皇朝，结束我国数千年帝制，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桩大事。对此大事，我国史书虽有记载大都语焉不详，私人著述亦不甚多，读者每以为恨。今幸首义诸人中之健存者多在武汉，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之请，写出回忆录若干篇，虽事隔幾五十年，人之记忆有限，回忆中不周不尽者容或有之，然各自叙述亲身经历，要不失为第一手资料，阅者合原有资料比而观之，参稽互证，不难于其中窥见全豹也。”这篇短文被收入该书的卷首语。
董必武为《辛亥首义回忆录》题词
1959年7月13日，董必武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复信中指出：“编纂湖北武汉地区大革命史是一项重要工作。在整理革命历史的工作过程中，收集资料很多，其中必有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有时找不出更确实可靠的材料，孔子所说‘多闻阙疑’的意见就用得着了。”
1964年9月2日，董必武在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写《武汉工人阶级对汉口英租界斗争史》的人员谈话时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历史，千万不要主观地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件事或那么一件事。要多收集材料，引用材料和回忆录都要十分谨慎。个人记忆难免有主观成分。不少人写回忆录都多少夸大个人的作用，这是不好的。个人只是在革命浪潮推动下起了一定的作用。”
“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董必武不仅积极倡导修志，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方志学家和方志作品也敬重有加、重视备至。
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湖北省罗田县人，中华民国时期与李泰棻、黎锦熙、甘鹏云等齐名的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1923－1925年任湖北国学馆馆长，主持编纂《湖北文征》。1932年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主持编纂《湖北通志》。他广搜博览全国志书1400余卷，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证谬误、审体例、寻因果，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写方志理论著作《方志学发微》一书达50余万字。另著有《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重修湖北通志条仪》《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文征》等方志理论和方志著作170余种，其中《重修湖北通志条仪》为当时编纂《湖北通志》的方案。
王葆心著作《方志学发微》
董必武与王葆心是黄州老乡（明清时期，黄安、罗田两县均属湖北黄州府），也是早年的知交。上世纪20年代初，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并任国文教员，就和主持编纂《湖北文征》的王葆心有所交往。1926年，董必武同邓演达、郭沫若等筹备成立国立武昌大学，董必武等以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聘请王葆心兼任武昌大学国文教授，此期间，二人过从甚密，董必武每每以师友之礼待之，并对他的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王葆心的诸多方志著作就是在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
王葆心墓
董必武王葆心撰写的挽联“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1944年王葆心去世，去世前还担任着罗田县志馆馆长，主持《罗田县志》的编纂工作。王葆心去世的讣告传到重庆，时在重庆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董必武为他撰写挽联致悼：“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注］”表现出对一代方志大师的高度崇敬。解放后，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葆心墓，董老重新书写了那幅挽联，请人刻在石柱上立于王葆心的墓前。之后，董老还多次指示湖北有关方面，注意搜集、保存、整理、出版王葆心的遗著。在董老的关怀和感召下，王葆心的子女将家藏的父亲全部遗稿82种捐献给湖北省文史馆，其中包括经多次修订后分订为75册的《方志学发微》一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董老又指示湖北文史部门好好保护王葆心的作品，使其珍贵的著作手稿一次次躲过动乱，几经辗转，最后被湖北省博物馆珍藏，为上世纪80年代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理论指导。
注：楚昭王派王孙圉出使晋国，在晋定公为王孙圉举办的宴会上，赵简子拿着一块宝玉问王孙圉：“楚国有名的宝玉还保存着吗？”王孙圉答道：“我们没有把白玉看成是国宝，楚国所看重的是像观射父（楚国大夫）这样的善人。”故《札记·大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楚国宝、今人师”正是董必武对方志学家王葆心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