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元帅、将军军衔，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一千余人（其中大将10人，上将55人；1956年、1958年各补授上将1人；1988年授予上将17人）。在这些革命将帅中，有不少将帅在史志方面留下了铿锵的足迹。

　　

刘伯承元帅与史志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军事家刘伯承（1892.12—1986.10），四川省开县人。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授元帅衔。

　　●襄垣寅畏堂与每战必总结

　　刘伯承元帅戎马倥偬，转战南北。每到一地，他都注意利用作战间隙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地情，并引证志书事例，教育各级指挥员注意总结经验教训。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军队先后占领山西长治及周围的襄垣等县城，企图会同东面的国民党政府军，东西夹击，钳制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根据刘伯承司令员的部署，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于9月1日率部解放襄垣县城。9月3日，刘伯承在襄垣县旧衙门所在地召开会议，他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古时候县官用来做什么的？古时衙门，都修一个叫‘退思堂’的地方。意思是县官办完公事，先退到这里，思考当天办的事情有没有差错，能不能补救，所以叫‘退思堂’。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要大家总结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旧衙门的‘退思堂’是思善补过的意思。为什么唯有襄垣改为‘寅畏堂’？昨晚我翻阅《襄垣县志》才发现，乾隆四十七年，县令李家芳把‘退思堂’改为‘寅畏堂’。他认为退思堂有十大弊病，思过不如清心，清心不如寅畏。总之思善补过不如秉公执法，事先思考完善免得草菅人命。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周密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刘伯承在抗战初期还定下一项制度：每战必有总结，以此教育提高各级指挥员。

　　●与《联共党史》的不解之缘

　　刘伯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11月被中共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分配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第十六班。高级步兵学校开设的课程比较多，除了射击学、战略战术、地形学等军事专业课程外，还开设有俄语、联共党史、哲学、几何、三角函数等基础文化课程。刘伯承竭力克服没有俄语基础的困难，除努力苦学俄语及军事专业课程外，对《联共党史》课特别感兴趣，在苦学俄语的基础上，刻苦阅读俄文版《联共党史》和苏联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联共党史》一书也成为此后他一直随身携带、随时阅读的书籍，并在不同场合经常引用和讲解书中的内容。下面略举几例以窥一斑：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荒煤1940年7月写的报告文学《刘伯承将军印象记》中记载：1939年7月，在晋东抗日前线辽县的一个山沟里，刘伯承驻扎在一座破旧的庙宇里，指挥部队抗击5万余日军对晋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在他的住所，一张方桌搁在屋子一角，堆着一些书籍，其中一本打开的书籍就是苏联版的中文《联共党史》。在一次会议上，刘伯承说：“这次敌人扫荡大概时间要长些，战争也会更残酷些。……不过，他们想和我一样打游击，那是不行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打游击怎么行呢？”他抚摩着那本《联共党史》的封面说：“这本书末尾引那斯大林的一段话才引得好，群众就是地母，我们现在就要靠地才能作战哩。唉，这是本好书。我现在对着俄文读，快读完了——眼睛不行了啊！”

　　1940年2月12日，他到一二九师轮训队上课， 2月13日给师轮训队上政治课时，就讲解了《联共党史》。

　　1946年5月9日，刘伯承在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们经常窥伺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他说：“《联共党史》叙述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与脱离群众的危险性，曾拿一个安泰的神话来说明。安泰脱离群众，是被人悬在空中扼死了的，同志们对此须再三警惕。”

　　

　　●老年干部要亲自讲党史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向关心党的建设，在1957年7月30日对《解放军报》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强调：“要把我军光荣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就必须老年干部和年轻干部结合，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结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老年干部要亲自讲党史，讲政治工作，讲我军战史、战例，总结自己的经验。这些问题，特别是讲战史、战例，老年干部不讲，谁来讲呢？年轻的干部都要向他们学习战史上的经验。”他还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全军同志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史，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徐向前元帅与史志

　　徐向前（1901.11－1990.9），山西省五台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参谋长、军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两次被抄家。1979年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55年授元帅衔。

　　

　　●为地方志书题词题字

　　徐向前元帅曾多次为地方志书题词题字。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省《五台县志》编纂工作启动后，中共五台县委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写信，恳请他为《五台县志》题词题字。1981年12月23日，徐向前为家乡题写《五台县志》书名，并为该志题词：“实事求是地编纂县志，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1984年12月，徐向前又应邀为《山西省志》题词：“广搜博采，编写新志，是大好事，祝其早成。”

　　徐向前的夫人、前全国政协常委黄杰，是湖北省江陵县人。《江陵县志》编纂工作开始后，一直受到两位革命前辈的关怀支持。1985年1月中旬，徐向前收到江陵县志编纂委员会邀请他题写志书书名的信件，他当即挥毫写下《江陵县志》书名，当月22日寄往江陵。此前的1984年5月，他还为《江陵县教育志》题写了书名。

　　1985年5月，徐向前为《湖北省军事志》题词：“编好军事志，为国防现代化服务”。

　　●关于党史工作的肺腑之言

　　1982年8月14日上午，徐向前元帅在寓所接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缪楚黄、刘经宇等党史工作者，发表关于党史工作的谈话。谈话中涉及红四方面军为什么在1933年7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退却逃跑，怎样看待川陕根据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等许多重要历史问题。他指出：过去同这些问题有关的有些说法不够准确，应当更正。“写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都是党员，要把党的历史按本来面目研究出结果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出结果来，得出正确的答案，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要用新眼光来看旧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有价值，把材料整理出来，对党史是宝贵的贡献。”

　　●聂荣臻元帅为地方志题词

　　198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为家乡四川省江津县题写《江津县志》书名；1988年12月，为《云南军事工业志》题词：“继往开来，为国防现代化继续奋斗”；1989年12月，为上海市题写《上海航天工业志》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