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在对方志史的论述中，关于方志起源的争论最为集中，历史上有“一源”说和“多源”说。“一源”说又有《周官》（见《周礼》）、《山海经》、《禹贡》、《南阳风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畿服经》、图经、地记等不同观点。当代学者大多支持“多源”说。研究者划分方志史分期的依据不同，有的按记述内容的演变划分，有的按体裁的变化划分，有的按朝代划分。但普遍认为方志经历了体例由雏形到日臻成熟，体裁由单一到综合，数量、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历程。方志萌芽于先秦，历经两汉、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地记、图经等多种形态，至宋代，体例基本定型，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皆备，内容综合一地历史与现状。当时出现诸如《景定建康志》、熙宁《长安志》、淳熙《新安志》、宝祐《澉水志》等一批名志。元代承接唐宋修志传统，并创修一统志，为明清时期纂修一统志创设了蓝本。明代三次编纂全国总志，两次颁布修志条例，倡导纂修方志，一时修志成风，万历《祁门县志》序记载当时呈现“凡郡国县道，靡不有志”的局面。明代方志体例更为完备，普遍设置凡例，开始探索编纂简体方志，并出现为适应军事和边防所需而撰写的边关志书。清代方志编修进入全盛时期，在修志规模、成书数量、修志理论、旧志辑录等方面都有巨大发展，除纂修各省通志和府、厅、州、县志，还纂修了大量山志、水志、寺志、书院志等专志和乡土志。民国时期在体例和笔法上承袭古代修志传统，受西学影响，也有所创新，部分志书使用章节体，融入近代科技内容，记述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变革，注重国计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首轮三级地方志编修工作，至2010年，全国首轮三级志书规划近6000部，绝大多数都已出版，出版部门行业志、乡镇村志、山水名胜古迹志、地情书、乡土教材、理论著述和古、近代方志整理本等累计34700余部。在纂修、整理方志成果的基础上，各地开展方志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现代化标志。

　　（摘自：《方志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