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孤本光绪《新市镇再续志》研究*
巴兆祥
提 要：对日本收藏孤本府县志，学界多有探讨，而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庋藏的孤本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则研究甚稀。光绪《新市镇再续志》纂者费悟以70多高龄，在“咸同中兴”方志兴修的大背景下，开始续修新市镇志。该志设4卷，是对嘉庆《新市镇续志》的再续志，其资料来源有三：《仙潭文献》、节孝旌表清册、时人记述，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新市镇生活空间，收录了丰富的当地望族资料，突出记述了新市镇的主要产业，保存了当地有关地震和水利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反映了纂者对时代变化的感知。
关键词：乡镇志 新市镇再续志 孤本流失
地方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备受海外关注，日本是海外收藏地方志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国家，其中就有不少未见中国国内收藏的孤本。浙江德清县的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原本收藏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属于流失日本的孤本方志。尽管1990年陈桥驿先生通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斯波义信教授将其复印引回德清，但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未收录。2008年德清县新市镇镇政府曾据复印本翻印，但流传甚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均未见收藏，也未见“中国方志库”“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等数据库收入。有关该志的研究，仅见陈桥驿《〈新市镇志〉考录——兼介流落海外的光绪钞本〈新市镇再续志〉》［1］有简要介绍，未见有其他专论进行探讨。兹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原本予以探析。
一、纂修原委与流失东瀛
新市镇，位于德清县治东北45里。其前身为县南15里之陆市，晋永嘉三年（309）被洪水淹没，居民迁徙于此，故称新市。因地有三潭，传说有二仙对弈潭上，故又名仙潭。新市地处江南水网区域，水路交通便捷，宋代已发展成镇。至明清时代，“街衢市巷之整，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茧丝粟米货物之盛，视唐栖较胜”［2］，“其民居繁，市肆丰，视古上县几于俪焉”［3］。新市是江南重要的粮食、纺织业市镇。所产米有粳米、糯米，尤以西乡、北乡为丰。稻米收割后，聚集于米行，“贩夫商客，籴而转卖他郡者，络绎于道。土之富人亦乘时收积，至歉时射利而贩”。盛产桑叶，每当清明后育蚕，“群摘而聚于市衢以卖”，形成叶市，“早晚先后，时价不同”［4］。盛产丝、绸、夏布、汗巾等纺织品，有丝市、布市。正德《新市镇志》卷一物产记载：“大抵蚕丝之贡，湖郡独良，而湖郡所出，本镇所得者独正，外此皆其次也。收丝盛时呼为丝行”；绸，“菱湖镇出者为上，而此镇出者次之”；苎，“西乡落舍等处所出为多，市肆收积，以时逐利而卖”；夏布汗巾，“远人多购之”。
随着市镇经济的发达，该镇的文化也渐趋繁荣，“贩道虽盛，而亦喜儒业”［5］。天顺间，开始出现第一种镇志。迄清末，新市镇编纂了多部镇志。较早对新市镇志进行考述的是洪焕椿，他在《浙江方志考》著录有7种：明陈霆正德《新市镇志》8卷、明《仙潭后志》不分卷、清沈赤然嘉庆《新市镇续志》8卷补遗1卷、清费格等光绪《新市镇再续志》4卷、明陈霆嘉靖《仙潭志》（佚）、明沈戬谷《仙潭后志》（佚）、清程之彭《仙潭文献》10卷。［6］后来，陈桥驿考订，从明至清，新市镇历修镇志10种：明胡嗣宗天顺《新市镇志》（佚）、明陈霆正德《新市镇志》8卷、明胡道传《新市镇续志》（佚）、明沈戬谷顺治《新市镇后志》（清顺治二年〈1645〉成稿，佚）、清潘谷顺治《新市镇志略》（佚）、清胡尔嘉《仙潭志补》（纂于顺治、康熙间，佚）、清陈尚古康熙《仙潭志余》、清程之彭康熙《仙潭文献考》10卷、清沈赤然嘉庆《新市镇续志》8卷补遗1卷、清费梧光绪《新市镇再续志》4卷。［7］沈慧《湖州方志提要》著录最多，达11种：天顺《仙潭事迹》、正德《仙潭志》8卷（一名《新市镇志》）、明《仙潭续志》、顺治《仙潭后志》、康熙《仙潭志略》、康熙《仙潭志补》、康熙《仙潭志余》、康熙《新溪注》8卷、康熙《仙潭文献》3卷首1卷、嘉庆《新市镇续志》8卷补遗1卷、光绪《新市镇再续志》4卷。［8］新市镇修志之众，在全国可谓名列前茅。
光绪《新市镇再续志》4卷，《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失载，日本《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著录：“［仙潭］新市镇再续志4卷费格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在德清县，钞本。”［9］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著录光绪二十八年费格等续编，抄本。［10］陈桥驿《〈新市镇志〉考录——兼介流落海外的光绪钞本〈新市镇再续志〉》著录费梧纂，并指出《浙江方志考》有关该志作者“费格”之失误。［11］沈慧《湖州方志提要》则改“费格”为“费悟”纂。
按：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首有《新市镇再续志序》一篇，末书“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在元默摄提格桂秋寨社里人费梧序”，目录页首行书“里人费梧兰舫纂辑”。显然，该志编纂者为费梧，《湖州方志提要》抄录有误。民国《德清县新志·选举志·乡饮》民国5年（1916）大宾：“费梧，字兰舫，86岁。”另，光绪《新市镇再续志·轶事》曾提到费梧“字兰舫，廪贡生……宣统辛亥……时年已八十五岁矣。居里中，不闻世事。方修《仙潭镇志》，乙卯（引者注：民国4年）二月奉德清县令书，要翌日至德。盖奉总统袁公隆敬老典礼饬令，屈巡按使至德邑下访耆旧，而德绅以兰舫年已八十有五，宜隆典礼”。“轶事”中两次提到的“八十五”岁，从行文中难以断定是宣统三年（1911）还是民国4年。据上述两则史料推算，费梧生于道光七年（1827）或十一年，以道光七年的可能性为大。
费梧自幼即留心乡邦文献，谙悉地方掌故。“凡有文人学士顾吾先人之敝庐，评今论古，时聆绪论，其有关于世道人心、风化习俗之端，余闻之无不即书之于册。”［12］对于修志的缘起，他光绪二十八年所作《新市镇再续志序》称：“新镇虽为德邑一隅，而其间之风土人情，以及人才迭出，习俗变更，今昔异轨，盖自沈《志》修后已数百年于兹矣，不有志之，则后之生是土者，其何由详其事乎？虽有好古者问故老，访遗迹，即对兹断简残碑，究何追稽其根底？矧自庚申（引者注：咸丰十年〈1860〉）兵燹后，几变沧桑，凡公署、第宅、祠庙、寺观大半灰烬。俟数十年后，时远年湮，后人欲访闻之，何可得也？道光、咸丰两朝，历办表章节孝等事凡六次，悃忱所结，冀入志以永传之。……又采摘程之彭先生所志《仙潭文献考》数则，选择而参用之……以蒇成其事。”费梧鉴于新市镇自沈赤然嘉庆《新市镇续志》后一直断修，恰逢“咸同中兴”方志兴修的大背景，因而收集资料重加编纂。开始修该志时他已经是72岁或76岁的高龄。
该志编纂完成后并未刻梓，仅楷书抄写保存。从该志首页天头上的钤印“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图书之印”看，其流入日本后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收藏。东方文化学院系1929年4月日本外务省利用“庚子赔款”开设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下设东京、京都研究所。东京研究所聘请著名汉学家服部宇之吉担任所长，1948年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又据《东方文化学院图书原簿》，该书的入藏时间为1934年10月13日，是通过书商琳琅阁输入的，价格为10．37日元。琳琅阁是东京主要经营汉书和印谱的书店，所输入的汉籍主要流入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学院、东京大学等大学与文化机构。另，该志坊表中有关“文明访”“台谏第坊”“尚书梓里访”“乔木联芳坊”等条之天头均有手书标注：“20年入新志”。这里的新志即民国20年（1931）程森等编、民国21年刻的《德清县新志》。据此，该志被琳琅阁采购到日本的时间应在1932年至1934年10月12日之间。其流入日本的过程大致为：中国→日本琳琅阁→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二、版本、体例与资料来源
光绪《新市镇再续志》1帙，4册，白口，无栏，无边，无鱼尾，无页码；每半页10行，每行21字；部分页之天头有小字标注。卷首有康熙十三年（1674）陈尚古《仙潭志余序》、光绪二十八年费梧《新市镇再续志序》、目录，无凡例。书中漫漶脱字常有所见，如卷1街巷目中“后街”条“有第□在巷东”脱一字；“北关”条“以上□属北关”脱一字；“南栅”条“南栅，在驾仙桥之南，称南□，临平航泊此”脱一字。卷2甲榜中脱字，如“嘉庆四年己□科，俞恒润，□□编修”；“道光八年□□科”。天头时见手书标注，如卷1第宅目之“朱令君宅”条之天头标注“入觉海寺洼”；“章令君宅”条之天头标注“入鸣因寺洼”；“张俊别业”条记“按《宋史》，张俊字德运，绵竹人，建”，其天头标注“《宋史》：俊字伯英，□府□成纪人，建”。卷3物产目之天头标注“物产，新县志别其功用，与此略异”。卷4创建目“同善堂”条之天头标注“附公所”；谭逢仕（石门孝廉）《重建杨忠愍公祠碑记》之天头标注“入寺庙类”。卷4轶事中士守、行义页中有贴签，手书“龙安桥，在众安桥北堍稍西，乾隆间创建。万安桥，在马公桥西，乾隆时创建”。书中记录有遗漏的，在相关条之后或词语之旁进行补遗。如卷1桥梁目“马公桥”后补“万安桥，马公桥西，乾隆间创建”；“西成桥”后补：“聚福桥，十景塘南，乾隆间重建”；“众安桥”后补“龙安桥，乾隆年间创建”；“太平桥……至光绪二十一年里人募资”之“人募资”旁补“钟选青”。笔误改正之处也多见。如卷1附关栅中“东栅，在普济桥下，称东关，石门县航泊此嘉兴航”，修改为“东栅……石门县航嘉兴，航泊此”；“永豊桥”改正为“永豐桥”；卷1祠庙目之“佑圣祠”条“康熙十四年正殿台门复灾，持住某募写”中“持住”改为“住持”。从上可见，该志的誊录谈不上精细。
篇目是志书编纂的指南，也是体现编纂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该志目录看：卷1图考、川泽、街巷（关栅附）、桥梁、第宅、坊表、祠庙（楼阁附）、寺院（庵院附）、园亭（名胜附）；卷2甲榜、贡元、禄仕、节孝（皇旌、宪旌前所未请。皇旌者，为已请旌）；卷3仪节（即风俗志）、乡约（保甲附）、物产；卷4创建（育婴堂、书院、义塾、同善堂枯骨会、公署）、艺术、杂缀、杂志墨迹、轶事（南楼记、杨忠愍公文）、粤匪到镇始末、灾祥、杂记、神兵、怪异、唐达劝葬亲社约、修志始末、题诗词，基本上平行排列类目。对比正文，目录与正文中篇目所设确有不一之处。如卷1，正文中标“首卷”；卷2“甲榜”，正文中标注包括举人、进士、词林、主事；“节孝”，正文中并未标出该标题，而代之“新市镇三续志”，首光绪二十四年（1898）菊秋月费梧序，次依贞女、烈妇、节妇记述；未见“卷三”这样的卷次，改“仪节”为“风俗志”，下辖仪节、保甲、乡约；正文中未见“卷四”这样的卷次。目录中“杂志墨迹”“轶事”“粤匪到镇始末”“灾祥”“杂记”“唐达劝葬亲社约”“修志始末”“题诗词”等并列，正文中“杂志”统辖墨迹、轶事、异闻、灾祥、唐达劝葬亲社约、修志始末、本文献志。其中，“轶事”又收录明胡瑄《南楼记》、清谭逢仕《重建杨忠愍公祠碑记》、人物忠义表，而人物忠义表中再收《粤匪到镇始末》，主要记载咸丰间太平军攻占新市时的殉难者。
这部志书取名“再续志”，说明其体例本于前志。首先从志名看，历代新市镇的志书或称“志”，或名“文献”“事迹”，或曰“志余”“志补”等，以“志”为正。明陈霆纂正德《仙潭志》开创以“志”为名，其后清嘉庆十七年（1812）沈赤然再纂镇志，改用镇之本名称《新市镇续志》，该志为再续故名《新市镇再续志》。其次在分类上，3部志书的篇目，关系紧密，见下表：
新市镇志、续志、再续志篇目对照表
据上表，正德《仙潭志》设29门，全面反映新市镇从地理到人文、社会各方面情况。嘉庆《新市镇续志》31门，基本延续正德《仙潭志》，“体例多遵前志，而小变之”［13］，仅将山川分为“山”“川泉”；街坊分设“街”“坊”；将庙祀、寺观合为“寺庙祠庵”；把纪载、题咏并为“艺文”；删除地图、寓贵、恩遇，神异更名“杂记”。光绪《新市镇再续志》省略了沿革、分野、镇名、至到、形胜、山等目，改街为“街巷”、坊为“坊表”，新增“第宅”“园亭”“乡约”“创建”等，将艺文分拆成“唐达劝葬亲社约”“修志始末”“题诗词”，其余基本沿用。再次，在记述上，对没有变化的内容，如“沿革”“分野”“镇名”“至到”“形胜”等，嘉庆《新市镇续志》以“今昔一也，前志已详，仅列其目”［14］。光绪《新市镇再续志》虽无凡例规定，但实际操作多如此。该志清嘉庆前见于嘉庆《新市镇续志》记载者，除有变迁外，一般不书。如卷1街巷，“按前志只载大街、南街、港南街、仙潭湾街、猪儿巷、胭脂巷、朱家街、谈家街、邵家街、后街而已，今随方隅增十之七焉”。卷2甲榜，“补前志所未载”；“节妇”，“前志所载，兹不赘入”。重点记载的，都是前志断限以后的人事物。
就下限而言，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基本定在光绪二十八年之前，如卷2甲榜截止于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俞凤韶，“贡元”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科费燮元。卷1桥梁中“大成桥”，记有光绪二十七年里人钟鼎文募资。但也有例外的。如桥梁之“菩萨桥”条旁有一行小字补记“光绪丁未钱硡兴云募资重修建之”，“利通桥”条后有双行补夹注“光绪丁未（卅三）里人钱硡兴云募资重修建之”。光绪丁未，即光绪三十三年。卷4轶事之“费秋宾”条甚至记载了该志编者费梧的情况，时间到了民国：“宣统辛亥，国民军起，清帝退位，改建民国，五族共和，时年已八十五岁矣。……乙卯（引者注：民国4年）二月奉德清县令书，要翌日至德。盖奉总统袁公隆敬老典礼饬令……（屈巡按使）颁赐大红缎袍料肉票一纸。及夕，邑令林公极诚款待，请合县耆绅陪席，尽欢而散。屈巡按使又赐寿考维祺一额。此敬老之典，为前清所未有云。”有意思的是，该条之末有夹注：“钮泽澄《颂清孝廉志》。”通过此夹注可看出“费秋宾”条很有可能是其他人补入的。再加上前文已提及的“文明访”等天头有标注“20年入新志”的字样。可见，该志在光绪二十八年编纂后，一直持续到民国4年，此后又有补订。其著录应为：清光绪二十八年纂，民国间补订。
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础。从费梧序及正文看，该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仙潭文献》。为程之彭康熙三十年辑，设有地理、风俗、宫室、职司、杂志等门类。［15］该志引用时或名《仙潭文献考》，或称《仙潭文献志》，其川泽、桥梁、风俗志等目照录“《仙潭文献考志》”“录《仙潭文献志》”，物产目“照录《仙潭文献志》，添补数则”。二是节孝旌表清册。道光咸丰两朝，曾表彰节孝多次，新市镇朱觐轩、朱庆熊、费楷民为此采访节孝，编造清册，以申请旌表。“兹仅以居镇者志之，以便后人稽考”［16］。三是时人的记述。“杂缀”“寓仙”以及明胡瑄《南楼记》、清谭逢仕《重建杨忠愍公祠碑记》等均取材所谓的“《后人志》”，具体如杨荣绪修同治《湖州府志》、《湖海新闻》、朱墨轩《见闻录》、清凉道人《听雨轩余记》等。此外，还利用了侯元棐康熙《德清县志》、正德《仙潭志》、嘉庆《新市镇续志》（坊表目“状元坊”条之天头标注“见侯《志》”。祠庙目之“东岳行宫”“西永灵庙”记“前志载明”“前两志已载”）。
三、书写特色与史料价值
费梧是以一人之力编纂这部镇志的，且编纂之时他已70多岁高龄，在资料搜集方面难以做到文献材料与实地调查采访的高度丰富，在体例方面也乏陈新创，但在乡情书写方面还是着墨较多，有不少特色。
第一，对新市镇生活空间的刻画全面细致。新市镇河道纵横，在清末时仍是江南发达市镇，“商务繁盛”，仅当铺就有5家，薙头铺150家，“薙工约计有七百余人”［17］。对新市镇繁盛之缘，该志分析，与水系有关。“仙潭人物萃美，商贾之麕集，岂不以是哉？”［18］于是首设图考，以具象新市“街巷之秀错，泽梁之萦绕”。地图绘有图例，用符号表示署、桥、学校、街、教堂、河、庙等地物景观，河流用淡蓝色涂绘，较直观地展现了新市镇的地域范围、河与街、桥等建筑空间布局，较传统方志地图更科学准确，反映的信息更丰富。据此图，“街巷屈曲，桥梁纵横”尽知，“而广袤径直了然在目，即方以外之君子言将卧游矣”［19］。图考之后，记载了漾溪、南栅漾、西栅漾、蔡家漾、金龙漾、市河、花园港、吴兴荡等河荡，并以网状河荡为经纬，记述“以通互市、利往来”［20］的南街、永丰巷、花园街、屠家堡、小西门、东街、河泊所街、港南街、港北街、庙前街、大街、北街、寺前街等众多街巷与东西南北栅、小南栅、街栅，布云桥、朱雀桥、圆觉桥、森罗桥、通市桥、通仙桥、庆安桥、熙春桥、迎春桥、马公桥、太平桥等94座桥，以及朱令君宅、川刘府等第宅，状元坊、旌善坊、进士坊等坊表，西永灵庙、东永灵庙、三官殿等祠庙，觉海寺、慧通寺等寺院，游相园、西园等园亭，将新市镇的自然、人文风情，形象而又具体地呈现出来了。如今，新市镇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该镇志的上述记载，均可资挖掘或重建旅游景点利用。
第二，以丰富的资料尊崇乡里。地方志向来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传统，乡镇志尤甚。出于桑梓之心，该志在园亭之后附记桃源春水、桃源春洞、南桥夜月、觉海疏钟、西溪晚霞等八景、十景名胜，并在卷4题诗词（即本文献志）中辑录大量文人墨客登临凭吊所作诗词文章，如明胡瑄《游桃源洞》等、清代沈世纶《西溪夕照》《桃源春洞》等、沈鸿漠《西溪夕照》《桃源春洞》等，形象生动地展现新市镇的风景意象。卷2甲榜记载俞廷钦、俞恒泰、陈熙健、姜恭寿、高志杭等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来考中的举人、进士共38人；“贡元”每朝皆有，包括恩贡、岁贡、副贡、拔贡，如光绪朝出了沈涛、高振垣、沈汝楷、沈蔚□、沈炳泰、夏际唐、唐鉴、费燮元8人；“禄仕”则记载外出为官者徐学洣、费燮元等35人，可见该镇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尽管该志没有人物传，但志中所及人物存在比较明显的血缘关系，重视对胡、沈、俞、程、钱、陈、王、费等名门望族的记述。如费氏，记载族长费秋宾“生平极尽孝友”，“邀族之大房、二房、六房、八房来家同居一室供养之”，教子有方，“其子皆承先志”。长子费檀“文理极佳”，次子费楷民“为节妇请旌者六次，庚申之乱，施棺木约二万具有奇”，三子费芩，四子费櫮，五字费梧。费梧“积学秉礼，承父兄志，乐于为善，尝刻著《万应灵方》六本”，民国4年2月，受中央政府敬老典礼令嘉奖，德清县设宴款待，“来观者约有百几十人”［21］。溢美乡里，矜其邦族，昭然若揭。
第三，凸显良序善风。方志编纂的重要目的在于纯风俗、敦教化。修志者费梧作为在传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地方乡绅，自然也有着规范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所纂镇志“隐恶扬善”，对有助于教化之人与事，竭尽劝诫之能事。卷3风俗志详叙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祭祀信仰、乡约，指出“婚姻论财，有伤雅道，是不宜也”，还专门罗列了“民物感化事实”。忠孝节义为传统社会所标榜，“仙潭虽云蕞尔，然聚庐而居者不下数千家，其中之妇女贞节不少，或刲股尽孝，或教子成名，或矢志以完贞，或捐躯而赴义，或庭帏侍奉，永守十年不字之贞……是皆清操自励，节行可风励正气”［22］。在志书中予以大书特书，节孝目载贞女4人、烈妇2人、节妇111人（其中皇旌72人、已宪旌而待皇旌12人、请宪旌27人），以及“《新市镇志》载节孝贞烈妇女未曾请旌者，于道光三十年皆录志与册请旌”的90余人。尽管在今天看来，如此连篇累牍地记载节妇，不免有些封建卫道士的味道，但如果站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思考则又有另外一种意义。卷4杂记专设恶报子目，记述乡官在战事爆发时不护民先逃却遭杀身之祸等数事，也有劝善之深意。
第四，突出本地的主要产业。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闻名天下，新市作为“江浙两省通衢”［23］，是湖丝的重要生产、销售中心，该志物产在记载五谷、棉织、养殖的同时，详尽地记载了新市养蚕、作丝的方法、过程，辨别优劣的技巧，优质丝的产地，以及销售状况。“故论丝者首及西北两乡，闽粤人牧［收］之，以转货海舶，谓之破价，此言乎细者也。南方诸乡所出者，日缫二车，故绪粗而组壮，为肥丝，纱罗经用之，建康人收之。东乡之产，其最亚也，瘠而黑，多疵类，为细丝，高丽人收之。若公家所赋，又有串五合六荒局之名焉。二蚕者古谓原蚕，育时已交午月，收成难必土人，但以有无视之而已。丝色虽白，嗅之如有腥气，诸岛洋人收之。机户织缯，需此以其细白也。”［24］可见，其养蚕缫丝市场广阔，是当地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由于重视对镇情的记述，该志虽然篇幅不大，但还是保存了不少重要历史资料。
其一，关于新旧观念之碰撞。该志编纂的年代既有中国传统事物与观念的延续，又有西方外来事物与思想的传入，如何对待、反映编纂者对时代的感知态度，这部志书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研究样本。如信仰方面，该志正文记载有觉海寺、慧通寺、明因寺、双塔寺、万寿庵、广福庵、青莲庵、正宁庵、大王庙、三官殿（三元宫）、三贤祠、佑圣祠、南永灵庙、刘王堂等众多寺庙观堂，在“图考”之“翔之高厚”绘制的“仙潭地图”上除有觉海寺、明禅寺、宝香庵、西竺庵、药王庙、灶神、土地正神、五圣堂、东庙、西庙外，还绘有耶稣教堂、天主堂。再如教育方面，该志正文记载仙潭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建）、私塾（同治五年建）等传统教育机构，“仙潭地图”则绘上之江小学校、一初小学、二初小学、三初小学、四初小学、五初小学、六初小学、七初小学、十初小学、镇立高小学校、益智女校、启明学校，以及育婴堂。也就是说，正文的编者费梧作为传统时代的乡绅遗老重视传统现象的记载，对新的外来事物采取了回避态度，而图的绘制者“翔之高厚”则客观地对待新旧事物，估计他是个接受过新思想的人物，对外来事物与现象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新市镇人的信仰以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为主，也开始信仰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在教育上传统教育逐渐式微，代之以新式教育，甚至开办了女校。这对研究江南市镇的信仰、教育，尤其是晚清以来基督教、天主教、新式教育在江南地区的渗透、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其二，关于地震及其状况，该志记有两次：“道光十九年九月六日酉没戌初……各家房屋裂裂有声，箱厨之款叮当不已，行路者辄云头眩，寺中佛像似下坛阶，无物不动。”“（道光）廿六年六月十三日半夜时，忽又大动。余在梦中惊醒，但闻屋上多人行走状，卧榻如倒悬之势，门窗裂裂有声。是年之震，更甚于前，以后小动常有，不记。”［25］对这两次地震，陈桥驿认为，均未见《中国地震目录》［26］记载，足补《中国地震目录》之缺。［27］
其三，关于水利。新市水乡泽国，水灾常有发生。志中记载多次水灾，尤以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五月灾情最重，记载最详。“至五月，雨无虚日，水长二丈有奇……新市西塔院及四境之野，庐半为沉浸，灶沉水底。有楼者栖于楼上，无楼者迁徙别处……流亡不可胜计。已种之田尽成水窟，一片汪洋，不分田壤。”［28］水利对新市镇的民生、经济关系尤切。“仙潭地滨溪漾，四环皆水，则水利不可不究也。”该志指出：“今日之水患不在无受无泄，而在去之不驶也。去之不驶，皆由民间所佃水荡以阻之。自县至镇五十里，而遥其间之大溪小港，遍列鱼樔，广布菱芡，千顷之水面弥望菁菁，舟不能比，檝不得施。故秋霪数日，川潦骤溢，几于漫田。且豪右佃一亩，即延袤数十亩。是国家以有限之升科，而贻南亩无穷之害也。宜急为谕，禁除私港支浜听民承佃外，官河要津通舟楫往来者概不许佃，则水得以奔流赴壑，而不至于阻胸溃腹矣。”［29］对水灾造成损失的原因分析较为透彻，指出土地开发利用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不能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此外，物产门记载新市烘青豆出售，《粤匪到镇始末》记载太平军攻占新市以及殉难者情况，石门谭逢仕《重建杨忠愍公祠碑记》未见《石门县志》收录，康熙十三年（1674）陈尚古《仙潭志余序》与康熙三十年程之彭《修志始末》著录新市镇历次修志概况，均有重要文献价值。
结语
总而言之，光绪《新市镇再续志》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风激荡的时代背景下，费梧不顾年迈体衰，以一人之力，积十余年之功，采用断代续志，情势使然，实属不易，功在千秋。该志除地图绘制采用了一些新科学方法外，其余仍沿袭传统方志编纂惯例，说明乡镇志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要比府县志要来得晚，乡镇志的近代转型才处于萌芽状况。尽管如此，由于该志流传甚稀，学术界基本没有利用过，还值得进一步挖掘与研究。尤其是该志重乡情、扬特色，值得今天各地编纂中国名镇志借鉴。
参考文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6）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6—231页。
［2］侯元棐修，王振孙等纂：康熙《德清县志》卷2《市镇》，传抄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3］陈霆纂：正德《新市镇志》卷1《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1992年，乡镇志专辑。
［4］陈霆纂：正德《新市镇志·物产》卷。
［5］陈霆纂：正德《新市镇志·风俗》卷。
［6］参见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7—488、571—572页。
［7］参见陈桥驿：《〈新市镇志〉考录——兼介流落海外的光绪钞本〈新市镇再续志〉》，《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6—231页。
［8］参见沈慧：《湖州方志提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25—130页。
［9］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参考书志：《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1969年，第39页。
［10］参见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8页。
［11］参见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
［12］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序”，光绪二十八年纂，民国间补订，抄本。
［13］沈赤然纂：嘉庆《新市镇续志》，沈赤然“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1992年，乡镇志专辑。
［14］沈赤然纂：嘉庆《新市镇续志》卷1。
［15］参见沈慧：《湖州方志提要》，第129页。
［16］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2《节孝》，费梧“序”。
［17］《申报》1875年12月2日，1907年11月11日。
［18］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1《川泽》。
［19］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1《图考》。
［20］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1《街巷》。
［21］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4《杂志·轶事》。
［22］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2《节孝》，费梧“序”。
［23］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1《图考》。
［24］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3《物产》。
［25］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4《灾祥·地震》。
［26］参见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科学出版社，1971年。
［27］参见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8］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4《灾祥·大水奇灾》。
［29］费梧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卷1《川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