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序》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这是志书功能最早的表述，历代志家有着大意相近的表述。民国年间，于乃仁在《方志学略述》中说：“方志之性质及其效用，盖有三焉：一曰备行政官吏之省览，俾发政施令得其宜也……二曰资学者治史以最丰富之史料也……三曰启发后进敬恭桑梓之心也……”可见，修志传统本身并不具有大众化的传播功能。从历史角度看，一直以来，地方志书都是应小众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方志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精英文化。“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在古代社会，志书是统治者了解地方情况最主要的工具。这些历史上对地方志的相关论述，无不出自精英阶层，无论是国家的一统志还是地方的各级各类志书，其编修的目的都是为了资治，由政府组织编修、知识分子编纂，为官员阅读和利用。当然，在古代，由于刊刻昂贵，印数有限，保存不易，难以传播，再加上受教育人群的限制，因而有能力阅读志书的人极其有限。8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其主编《方志学概论》中将志书功用分为两类，一是“资治”的作用；二是“资料”的作用。直到1986年，原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朱文尧先生在中国地方志第三次全国学术年会上，将古今方志功能概括为三大功能：“资治、存史、教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方志界供认的三大方志功能说。
如今，资讯多元、教育普及，但除了史志爱好者外，仍然鲜见有主动阅读志书的人。一方面，虽然新任官员阅读地方志书是普遍现象，但大多限于了解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并不真正依据志书进行决策。因而，“治郡邑者以志为鉴”的功能较古代已大为弱化。
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地方史志部门仍为“弱势部门”“边缘部门”，一些从事史志工作的同志对自身工作的责任感、神圣感和紧迫感也就不够，资政及育人意识比较淡薄。很多县级史志部门的工作，停留在“闭门修史”，多年编纂一本数百万字的志书、几年编著一本党史书籍、一年编纂一本年鉴的阶段，而这些成果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地方文史资料与社会现实状态的结合处在弱势状态。假如说志书也是一种历史性读本，那么，我们从中看到的历史是比较生硬和呆板的，一般的人们很难在这些书籍中找到历史与个人记忆的契合点，也就很难身临其境地进入到这种历史当中，这是志书作为历史性读物的极大局限，也因而，现在很多史志部门出的书吸引不了普通受众。
信息时代，墨守成规等于坐以待毙。史志工作如果缺乏时代特色，缺乏新视角和新探索，很可能修成“陈年旧账”，路子越走越窄。因此，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重新审视史志工作，改革创新。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虽然志书原有的资治功能弱化了，但新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强。“史志工作要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最直接的标准，就是方志成果能否为现实服务，能否转化成社会资源，能否为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因而，让百姓通过史志书籍认识身边的人及事，了解他们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熟悉当地历史的发展变化，切身体验到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一员所造就的地方辉煌，并由此而生发出无限的自豪感，增强其时代使命感是如今史志部门的任务之一。史志工作要克服和纠正为修志而修志，为存史而写史的单纯业务观点，要不断加强对资政育人研究的探索，要强化多样性资政工作，潜心研究历史并密切关注现实，将最能反映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特色的成就和经验，列入史志研究的重大课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政府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史志题材，进行再加工，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转化成为生动形象、群众乐于接受的史志作品，对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史志宣传和教育。
为了要获得这样的预想效果，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近年来，平湖市史志办积极探索如何让史志成果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先是组织开展党史地方志成果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等“六进”活动，为全市各层面的干部群众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提供方便。 从2014年起，平湖市在市委宣传部的牵头下，成立了市委讲师总团，同年，平湖史志办成立的史志讲师团也纳入其中。之后，平湖市档案局（史志办）充分发挥“平湖市史志讲师团”的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史志宣讲。2015年，平湖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校共同牵头“基层好声音”宣讲活动，由此，史志讲师团结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新推出一批宣讲课题，课题涉及平湖悠久的历史、平湖三次抵御外来入侵、军事重镇和重要港口乍浦、日军杭州州湾北岸登陆及中国军民的抵抗斗争等各方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截止上半年，市史志讲师团为机关、社区、企事业单位提供“菜单”式宣讲服务共计11次，听课人员近1500余人，同比上年听课人数增加了4倍， 而受众面进一步扩大，邀请单位既有机关党工委、老干部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也有金家村、大齐塘村等村（社区）基层组织，更包括人民医院、依爱夫纺织有限公司等企业单位，史志宣讲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当然，要让史志尤其是方志文化真正放下身段，走下书架，进入寻常百姓中，我们要做的还远远不够，未来，我们将运用更加鲜活的形式，借助更加丰富的载体，让方志文化更接地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