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太平军第二次攻打杭州，浙江图书馆文澜阁中所藏的《四库全书》，在战火中阁圮书散。当时避战乱在西溪之丁申、丁丙兄弟，发现街上有人将四库书纸包裹食物，痛珍籍之散失，连夜组织家人抢救。先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使阁书免遭如同“文汇”、“文宗”之劫。他俩从民间买回八千一百四十册，加上嘉兴徐葵之在沪所搜集到的五百四十九册，共有八千六百八十九册。同治间又陆续搜得三百七十多册，共计已达九千零六十二册。除去图书集成残本六百七十多册，四库不逮全书的四分之一。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开始，丁氏又到各藏书楼商借旧本，雇人补抄，至十四年（１８８８），历时七年，共补抄了二万三千多册。再经民国四年（１９１４）原浙图馆长钱恂在北平雇人补抄——“丁卯补钞”，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张宗祥先生发起摹款，在北平、杭州组织补抄——“癸亥补钞”。至此，文澜阁《四库全书》才基本上成完帙。
文澜阁《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丁丙补抄本有二千九百多种，其中全补抄的约一千余件，其余为部分补抄。今文澜阁四库原抄本完整的约有三百五十余种。
乾隆纂修《四库全书》表面上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实际上却是借修书以禁止、销毁有民族思想和反封建思想的图书，巩固清皇朝的统治。四库的图书除御纂的以外，其他古书都经过多次纂改与删节，有的甚至重编。《四库馆办违碍书籍条款》的第八款中规定，“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所以在这些书内“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虏掠也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甚至不许有“中国”两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种族思想来的。举数书为例：如元赵汸撰《春秋集传》十卷，卷五有“冬邢人狄人伐卫”之事，全章被删。宋苏洵撰《嘉祐集》十六卷，其中卷一中“审敌”及卷四中“广士”两篇均删去，因这两篇文字都论及夷狄。对明末著作的窜改、焚毁就更多了。当然对其中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篇章仍不忘利用。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下了一道上谕，说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说熊廷弼“所上封事，语多剀切”，“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为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观至此为之动欲泪”。馆臣根据乾隆的意图，把明末一批忠君爱国之士的奏议，加以窜改、删节，另编成一部《明臣奏议》，既以揭露明朝的秕政；又突出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让臣民们学习作榜样，把民族斗争的文献转化成为忠君爱国的教科书。“使天下士子阅读，永远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全集》第六卷）清代人的著作也同样受到了窜改或删节。１９７８年我去广州参加全国古籍善本书目鉴定会议，会上展出一部顾炎武撰《日知录》四库馆抄本，删节或窜改不下五十多处。据说乾隆不喜欢元代蒙人姓氏的译名，《四库全书》中凡收入的元人著作，书中的蒙古族人的姓氏译名，全部改变。如元王恽撰《秋涧集》，卷四十七第十五叶后一行，河间路诸军总奥鲁，改为鄂啰，十六叶后四行，太守铁哥，改为特尔格，第十九叶后六行，镇国上将军达鲁花赤，改为达鲁噶齐。后五行，乃满歹改为奈曼岱，卷四十八第一叶后五行，速不得改为苏卜特，四叶后一行，阿术改为乌珠，十六叶第二行，笑乃旱改为锡纳噶，卷八十九第九叶前四行，脱脱末孙改为托克托和斯，卷一百第十叶前一行，窟速吾改为库克乌呼，等等。这样一改动，把元人姓氏搞乱了，给研究元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学者带来许多不便。幸亏《四库荟要》每种书后都有校勘记，可以查考。
文澜阁《四库全书》丁丙补抄本约有二千九百种之多，这些补抄本，和文澜阁等所藏书比较，有其特色。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补抄本既不删节，更不窜改，照原书抄录，这就恢复了书的历史原貌和作者撰写的本意，使具有民族思想的一批著作，重新放射出气壮山河的光芒。
其次，由于种种原因，《四库全书》中有部分抄录的书为残本或不全本，而丁丙补抄时已找到了全帙。略举最突出的数种为例：宋魏了翁撰《尚书要义》二十卷，四库著录为郑大节家藏淡生堂抄本，提要云：“原目二十卷中七八九并佚，无别本可校补，今亦姑仍其阙焉。”文渊阁台湾景印本，卷端提要虽亦称二十卷，但卷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共六卷，有目无书。文澜阁补抄本二十卷全帙，无一缺卷。元王元杰撰《春秋谳义》十二卷，提要云：“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脱佚其后三卷，无从补校，亦姑仍之焉。”文澜阁丁丙补抄本十二卷也完整无缺。《简明四库标注》云：昭文张氏藏十二抄本；汪氏振绮堂亦藏有十二卷抄本，《绣谷亭书录跋》称此书系淡生堂抄本。馆臣言诸家所藏皆脱佚其后三卷，实为失检。元许谦撰《读四书丛说》二十卷。提要云：“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缺其半，论语已全缺，亦非完书，约计所存，犹十之五六，即盖以所缺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云云。文渊阁、文津阁所藏均为四卷本，明弘治十二年李瀚刊本亦止八卷。文澜阁丁丙补抄本足二十卷，与元史许谦传所说一致。清周靖撰《篆隶考异》四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四库依长洲文仓手抄本著录，未见有刊本。”又云：“陆心源藏有手稿八卷。”《四库全书总目》作二卷，文渊阁本为四卷。文澜阁丁丙补抄本有八卷，估计是从湖州陆心源处借抄。宋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提要”未提及有缺卷，但检查文渊阁本，内缺卷七十四、八十八至九十、一百八至一百二十、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七、二百，共十七卷，皆有目无书，实存二百三卷。文澜阁补抄本，不仅二百二十卷为全帙，尚附有宋徽宗制五礼一卷，政和冠礼十卷。宋吕祖谦撰《历代制度详说》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及文渊阁本均只有十二卷，为不足本。文澜阁补抄本有十五卷。经核对，丁丙补抄本多出考绩、宗室、记事三卷。宋方大琮撰《铁庵集》四十五卷。“提要”云：原书久佚，此本乃族良节蒐辑成编，凡三十七卷。文渊阁本作三十五卷。丁丙补抄本为四十五卷，比文渊阁本多十卷。《丁氏善本书志》载有明正德八年方良节刊四十五卷本，丁抄当从此出。“提要”云原集久佚，实乃馆臣失检。《丁氏善本书志》云，鲍氏进呈本为抄本，据此，则四库所抄底本为该书的脱佚本，非另有三十五卷也。明柯潜撰《竹岩先生文集》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诗一卷、文一卷、补遗一卷，共三卷。文渊阁本为诗二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共四卷。“提要”云：据集首董士宏序，则原集嘉靖中曾经刊版，然今福建所采进者，仅属抄本。又据康太和序知当时已多阙佚。……今就是集所存诗文各一卷，重为订正。并从郑岳莆阳文献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中录诗十首、文二首为补遗一卷。”丁丙补抄本为文集十二卷，康太和序中称未见的记盆鱼序愚乐等文篇也在。虽亦非全帙，但比起四库本要完美得多。
当然补抄本不足之处也有。《四库全书》中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抄本为八卷，非全帙。丁丙补抄本为十卷，我们以为丁丙又发现原抄本。但经核对，十卷本对每个诗人的介绍却不如文渊阁本详细，且抄错舛误也多，反不如四库抄本。但这是极少数的例外，绝大部分丁丙补钞本都比四库原钞本要好，其文献价值更高，史料更完整，其中且有许多国内的罕见本。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无意贬低原抄的《四库全书》的价值，《四库全书》是十分珍贵的，是我国已经保存了二百多年的国家级文物，现存的文渊、文溯、文津、文澜四阁的图书，都是国宝。拙文只是从史料的完整性、可靠性的角度来论述丁丙补钞对国家文物的保护所作的重要贡献。
